南昌起义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袖, 为何被历史遗忘了整整几十年?

1927年8月1日，南昌城的枪声划破黎明。几个小时后，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宣告诞生，那张最高权力名单的第一行，写着一个名字——谭平山。

这个名字，今天绝大多数人没听说过。但如果没有他，南昌起义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。

国共两党都要他，这个人到底是谁

1886年，广东高明县明城新坊，一个裁缝家庭里出生了一个孩子。

没人会想到，这个孩子后来会同时担任国共两党的核心要职，会在中国近代史最关键的一场武装起义里扮演轴心角色，也会在同一年内先后被两个党开除党籍。

谭平山的前半生，走的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标准路线。1909年加入同盟会，追随孙中山。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，赶上了五四运动，在北京的街头打砸卖国贼，一度被捕入狱。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，在陈独秀的帮助下，参与创建了广东共产党组织，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。

这两条线，在他身上同时延伸。

第一次国共合作启动之后，谭平山成了两党之间最关键的那根纽带。他在共产党里是区委书记、中央委员、后来的政治局委员；在国民党里，他从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干起，一路干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——这是国民党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之一，管人事、管党务，直接向孙中山汇报。

1926年，他甚至跑到莫斯科去开共产国际执委会，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、中国委员会主席。同年，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
那时候有句话，"南谭、北李、中间陈"，南谭就是谭平山，和北京的李大钊、中部的陈独秀并列。这不是吹出来的名头，是当时革命圈子里真实的政治排序。

他的力量，不在枪杆子，在统战。他的人脉横跨两党，他的资历让任何一方都没法轻易忽视他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，偏偏是他去找的贺龙，偏偏是他来主持革命委员会。

1927年春，风云急转。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，汪精卫在武汉宣布"分共"。谭平山和苏兆征联名发出辞职书，与武汉政府一刀两断。随后他从武汉出发，向九江方向走去。

那是1927年7月16日。他不知道自己正走向历史的引爆点。

三十天，一场起义从零到爆

从武汉到九江，谭平山带着的不只是行李，还有一个在脑子里转了很久的想法——打。

1927年7月20日，九江，英租界海关旁一栋不起眼的楼里，谭平山召集了邓中夏、李立三、聂荣臻、叶挺，开了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。

会上，谭平山把当时的局势掰开讲清楚：武汉已经反动，南京是蒋介石的，张发奎靠不住，继续依附任何一个现有的军事集团都是死路。唯一的出路，是独立搞武装，在南昌打响第一枪。

叶挺后来回忆，这次会上"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举行起义"，最后决定等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。这就是后来被史学界称为"九江首次会议"的那场聚会，它是南昌起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的时刻，主持人是谭平山。然后是贺龙。

7月23日，贺龙的第二十军从长沙方向赶到九江。谭平山立刻意识到这是机会。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手下有八千多人——几乎占起义总兵力的一半。

谭平山找到了贺龙。他把起义计划直接摊在桌上，没有拐弯抹角。贺龙的回答也干脆，表示赞成，完全听从共产党指示。这个对话，给南昌起义多出了将近一半的兵力。

之后事情推进很快。起义的计划、政纲、宣言，谭平山和其他人一起在第二次九江会议上逐条敲定。组建"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"的设想，也是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——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来号召，拉更多人站到起义这一边，这是谭平山最拿手的统战逻辑。

中共中央很快发来了同意的电报，周恩来被指定为前敌委员会书记，赶赴九江。起义准备工作全面铺开，时间定在了7月30日。但就在最后关头，一个人出现了，差点把这一切掀翻。

7月30日，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。张国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电报，解读是：没有成功的把握就不要搞。他还加了自己的意思：要等他同意，否则不能动。按这个逻辑，起义直接黄了。

会议现场立刻爆发。周恩来拍了桌子，李立三大声抗议。谭平山直接跟张国焘对上了，指着他痛斥，并在情急之下说出了那句后来要了他政治前途的话——如果张国焘继续反对，就把他拉出去枪毙。

这句话，周恩来当场拒绝执行，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。但张国焘的阻挠，最终被与会多数人否决。起义推迟一天，定于8月1日凌晨。

1944年，周恩来在延安党校的课上，专门提到了这件事，说："今天看来，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。"这是对谭平山命运的一句公道话，但来得有点晚。

那一天上午九点，主席的名字叫谭平山

1927年8月1日，凌晨两点。南昌城里枪声响起，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二十军同时发动，朱德配合策应。战斗打了四个多小时，到清晨六点，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全城。枪声停了，但另一场行动才刚开始。

上午九点，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厅，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，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。与会的有共产党员，也有国民党左派，来的都是手里有头衔、能代表各方的人。

会议讨论并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——这是这场起义在政治上的"合法性来源"，是起义军对外宣示政权的最高机构。

主席团由七人组成：宋庆龄、谭平山、恽代英、贺龙、郭沫若、邓演达、张发奎。

但问题是，这七个人里，只有谭平山当时在南昌。宋庆龄不在，邓演达不在，张发奎更不可能来——他那时候根本没打算站这边。

所以，谭平山实际上是革命委员会的代主席，全程主持工作。郭沫若后来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一点。

起义之后，谭平山还做了一件被后人忽略的事——他给南昌起义做了定性评价。当时共产国际对起义结果并不满意，权威股票配资，多空杠杆，全国持牌配资，专业平台张国焘一派也认为失败了，说"停留南昌共四日，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，发布了一二篇宣言，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"。

谭平山不这么看。他指出，过去中央采取妥协政策，只有八一南昌起义，才算真正把领导权掌握起来，从而开创了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，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。这个判断，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对的。然而，历史没有奖励他。

起义军决定南下广东，在潮汕一带遭到强敌围攻，最终被打散。谭平山辗转撤到香港，再从香港回到上海。就在他以为可以找到党组织的时候，等待他的是一纸通知——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。

两个党都不要他，但历史还要他

1927年11月，上海，谭平山得知了这个消息。时间往前推三个月，1927年8月8日，他已经被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以参加南昌起义为由开除了国民党党籍。他的反应是一笑了之。但这一次，中共中央的决定，让他"像一条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的痛苦"。

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《政治纪律决议案》，处分了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委员，但受处罚最重的只有他一个人——开除党籍。

官方列出的罪名，有"另组第三党的倾向"、"私自行动、不服从中央指挥"，还有那句在张国焘问题上说的话被捅到了共产国际。而史学界后来的研究也指出，在"左"倾盲动主义主导一切的那个年代，谭平山这种在国共两党都有广泛人脉、主张灵活统战路线的人，反而成了最危险的异类。共产国际也在开脱自身在大革命失败中的责任，需要一个出口。谭平山，成了那个出口。他向中央申请复议，要求党送他去莫斯科学习，被拒绝了。

他没有崩溃，也没有反水。他从港澳返回大陆，继续反蒋，继续做统战，继续折腾。1933年，他参加了福建"闽变"，失败后流亡暹罗、印度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回到武汉，以地位和影响号召全民抗日。蒋介石一度想杀他，他出走香港。他的身上，总是那么多"被抛弃"的痕迹，但他总是继续走。

1943年，谭平山在重庆开始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，简称"民联"，1945年10月在重庆正式成立，他是主要创建人。

1947年，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"格杀勿论"，上海已经不安全，谭平山出走香港。此后，他和李济深、何香凝等人密集商议，要把国民党内的几个反蒋民主派别整合起来。

1948年1月1日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简称民革，在香港正式成立。宋庆龄为名誉主席，李济深为主席，谭平山当选中央常务委员，是民革核心创始人之一。他当时写了一首诗《迎一九四八年十韵》，其中有一句："众志自成城，衰朽愿执鞭"——年过六十，银鬓飘洒，仍然不肯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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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4月30日，中共发布"五一口号"，号召各民主党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消息传来，谭平山立刻在香港《华商报》发表文章，题目叫《适时的号召——论中共"五一"节口号》。他在文章里说得很清楚：新政协不是旧政协，它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，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。这个判断，打消了许多民主人士对"分配利益"的疑虑，推动了各党派快速响应。

周恩来随后专门指示，让谭平山以民主党派身份，带动其他人北上解放区。

1948年9月13日，谭平山化装成商人，乘船秘密离开香港。颠簸十六个昼夜，他进入东北解放区，受到热烈欢迎。这是他人生中一次无声的折返——背对着国民党的枪口，走向他二十年前出发的那条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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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6月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，谭平山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，负责主持起草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》。两个多月后，这份文件成稿，对政协的名称、任务、参加单位、组织架构等重大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——这是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框架，他是主要起草人。

1949年9月21日，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，谭平山走上讲台，用浓重的广东口音，字字铿锵地向全体代表报告了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》的起草经过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天安门城楼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——谭平山站在那里，和这些人一起，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政务院政务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，后来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。

1956年4月2日，谭平山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0岁。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祭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。1986年，习仲勋在纪念谭平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总结，说他在旧民主主义、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历史阶段，都"跟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进，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，不愧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，一个杰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"。